辨析|为什么在黑格尔那里，孔子毫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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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真正开始作为全球的一个成员参与世界的活动，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源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对全球化早期中西关系的一个认知偏见
晚明到清中前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强大的。中西关系在明清之际和在晚清的境遇完全不同，目前许多人一谈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是在讲晚清，实际上晚明至清中前期近三百年是值得重视的。这一时期中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绝不是处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相反，晚明至清中前期的“中国看起来跟世界上其他任何发达地区一样‘发达’，无论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制造业与市场的复杂程度，还是以消费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把明清的中国一概说成是“木乃伊式的国家”完全是对全球化早期的认知偏见。
此时的中国非但不是闭关锁国，更谈不上落后愚昧。晚明经济的发展推动白银从民间货币变为国家货币，白银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初期具有世界性的货币。因为此时的西方各国拿不出可以与中国交换的货物与产品，只能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中国产品流通世界。即便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也拿不出产品与中国交换，这成为他们发动野蛮的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此时中国的发展并非来自西方的推动，而是原生型的、内在发展的结果。西方提供了一个逐渐完善的世界舞台，二者结合使晚明至清中期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明清鼎革并未终止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脚步，此时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的重要桥梁。清朝早期的外交事业是在与国际互动中展开的，《恰克图条约》的签署解决了中俄贸易问题，《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中俄边界冲突问题，铎罗与嘉乐的来华则是康熙试图解决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宗教冲突问题。此时的“西学东渐”开拓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文化视野，天主教在康熙时期的合法化是中华文明第二次接纳外来文明的确证，尽管雍乾百年禁教，但西学东渐已成大势，中国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前行。
十七世纪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书籍
人类文明互鉴的经典历史事件
从16世纪到18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是逐步丰富起来的，从最初的道听途说到以后的亲身经历，从一般的传教士到后来法国来华的科学家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在逐步深入。经过他们的介绍，一个比欧洲各国历史还要悠久的中国呈现在欧洲读者面前，一个社会生活比欧洲还要多彩的中国吸引了欧洲的读者。而当启蒙思想家们读到传教士所翻译的那些中国典籍时，他们被打动了，从伏尔泰到莱布尼茨，从魁奈到沃尔夫，即便有孟德斯鸠这样的批评者，但中华文明的悠久与制度之完善也使他对中国的评价无法协调起来。18世纪整整一百年的欧洲中国热，绝非空穴来风，它是中国知识与文化传入欧洲二百年的积累的必然结果。“启蒙时期正是中国清朝的早期和中期，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
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的衣服，坐中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的故事作为一种风尚。中国知识与文化的传入催生了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对一般民众而言只是对东方的好奇，但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来说，无论是赞扬还是反对，中国的知识所包含的智慧与思想还是启迪了启蒙思想家。17世纪欧洲仍笼罩在《圣经》的神学思想之下，18世纪欧洲才出现有关地球的自然历史论，19世纪西方才出现人类和动物同属一个自然王国的概念。而中国思想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儒家对人类世俗化生活的系统论述使人耳目一新；唐朝以前中国人并不知道基督教创世神话的史实瓦解了基督教教义的普适性，中国历史年表的真实与可靠，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观。所有这些不仅在知识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为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提供了另一种文明类型，撼动了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晚明至清中期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与思想在欧洲的影响是人类文明互鉴的经典历史事件。
用“误读”来消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是非历史的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对全球的殖民与掠夺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开始领先于中国，中国晚清后的衰落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大反转。在赫尔德那里中国只“是一具木乃伊”，在黑格尔那里，孔子毫无智慧，中国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度。欧洲中心主义开始盛行，16—18世纪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西方的历史教科书中已经消失。甚至有一些学者用后现代史学否认这一时期传入欧洲知识的真实性，用“误读”来消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任何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都是从自身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的，任何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都会根据自身文化所需对外来文化进行加工和改造，这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但不能因为接受者对知识的理解受到自身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对异文化的“误读”，就否认知识在传播中的真实性，将丰富的历史过程仅仅压缩为主体自己的文化理解问题。显然，这种理解是片面的，非历史的。
今天我们讲述晚明至清中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和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并非沉醉于往日的荣光，而是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仍有人把欧美文化说成是一个“自我成圣”的文化，外来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不足为道。这不仅在知识上不符合历史，也反映出了这种观点对欧洲思想自身成圣的神话的错误迷恋，对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观念的盲目崇拜。
中国知识与文化的西传是16—18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表现。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对立起来，忽视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无法揭示出儒家思想中包含的现代性意义。
百年弹指一挥间，确立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重新思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在全球史和长时段的历史视域下重新确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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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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